2000年3月，我来到北京，在一家杂志社任职。这家杂志社的名头不大，隶属于一家有数十年历史全国发行的老牌期刊。作为刚创办一年的子刊，目前还属于支出阶段，而且所有的费用都由总社下拨。

　　子刊之困

　　刚去杂志社就见到人事上的纷争，走了一个副总编，几个编辑。发行部和广告部也换了手，经营由一位姓陈的老总一把抓。杂志社主编是京城有名的文化人，当时在下层有一种说法，说是“主编还没有实现从文人到商人的转变，杂志前景堪忧”，但就我所看到这位主编在内容方面的创意和想法非常新颖，只是当时我并不了解这本杂志的经营情况。新的副总编性格沉稳，编辑部主任性格活跃，领导班子搭建比较合理。
　　听老编辑说杂志创办时，设了一大堆官衔，光总监就有四个，初期投入的资金都石沉海底，现在经济有些窘迫。这一点在后来经常迟来的工资中感受颇深。回想2000年时杂志没能在网络大潮中靠广告及时赚到钱，反而引来些官司，还走了几个编辑去网站，现在想起来挺可惜的。当时网络烧钱烧活了一批媒体，首当其冲的便是北青报下的子刊《北京青年周刊》，好像我们杂志还是参加这场盛会太迟了。

　　刚到北京，杂志社里安排我在总社的集体宿舍中暂住，在那里我碰到总社的一些发行人员和摄影人员。所谓集体宿舍，不过是没有桌子也没有凳子的地下室，我经常趴在床上写稿，其间人来人往都会进来教育我两句。其中最危言耸听的一句话是：“小孩，你准备再过一阵就跳槽吧，你们那刊物前前后后花了总社300多万了，还不见赢利，马上就见底了。”我当时就懵了，怎么刚来就要走？

　　后来我搬离了那间地下室，不是因为生活环境太差，而是因那里所有的人都喝酒，喝多了牢骚遍地，骂爹骂娘。

　　戴顶集团的帽子

　　杂志运营到2001年仍然不见好转，与总社之间的关系似乎越来越复杂。在一次社里组织郊游的时候，主编怏怏地说：“上个月你们的薪水可是我在总社里坐了几个小时，看人家脸色拿到的。”编辑们无不咋舌。

　　后来听说总社里新官上任，大改作风，四处收罗刊号，要组建期刊集团。我们杂志因为有三年的市场运作经验，被当作“吸引外资，改善管理”的试点。

　　当时我对创办期刊集团的条件一无所知，主任连忙解释：“就是拥有数家子报同时又拥有出版社、印务中心的大企业。”

　　我问：“那谁出钱来办？”

　　主任掰了掰手指：“总社哪有那么些钱办刊？新刊就去吸引资金进来，再加上总社原来的一些老期刊，凑吧凑吧就够数了。”

　　“这种集团会良性发展吗？还不是像互联网一样炒作概念吗？人家京报集团、南方日报报业集团都有大牌母报挡风挡雨，咱们那个似乎就太……”我又发问。

　　主任这回沉默了半晌，最后说：“改革难啊。如果集团真的组建起来，难免……”

　　2001年年底，在总社领导的安排下，杂志社终于找到了一家香港上市的企业来投资。其实当时杂志已经有一家民营企业掏钱认购了经营权。当时，资本进入媒介市场已经是汹涌澎湃，“掘金矿”之说日盛。京华时报的突然成功、经济观察报的擦边球突破，三联生活周刊与TOM之间的恩怨情结，媒介自己把自己的泡沫吹得很厚。

　　现实情况是有了资金支持，社里风风火火地搞起了自办发行，十多个发行员将杂志送到大大小小的摊点，明着暗着变着法地将广告招贴挂到了报亭最显眼的地方。以前节衣缩食小家气的作法暂时压了箱底，此后的半年是我在杂志社里工作最忙碌，心里最踏实的半年。什么集团化啊、试点刊物啊、外资啊都不太在意，手里的薪水见涨才是真格的。

　　当时我们都太过乐观地认为杂志在向前发展，人员从当初的十几个人的团队一下膨胀到几十人，办公室搬到了二环边上的写字楼，这些都将人心振奋得过了头。

　　办死了一本杂志

　　不久后，消息传来，总社在上海与当地名人合资了一本很牛的杂志，刊号当然是社里的，资金是人家的。当然这本杂志在2003年也出了些问题。但至此杂志的数量又增加了，集团化进程向前迈进一大步。

　　2002年从年中开始，资方开始向我们杂志社施压。问题的核心在于“为什么砸了几百万，还不见赢利的前景”。后来我们计算了一下，所谓几百万只是资方在收购股份时花掉了大头，真正投到杂志运营上的还占不到总投入的50%。但人家掏了钱、催了肥，不见收成当然要着急。杂志社领导说推广经费不够，资方说你们要在自己身上找问题。找啊找，裁掉了发行员，裁掉了推广部，连广告部都只剩下一个经理和一个副经理，最后终于归结到杂志内容上。香港人说我们的经验比内地领先，应该全盘港化，编辑部说要本土化，矛盾已然激化到资方直接干涉内容制作，并以“精简人员收缩开支”的名义，让编辑部的人下岗。

　　这当然是不允许的，管理部门可是有红头文件的，而且传出去会对总社领导的工作产生负面效应。

　　总社对此事传达精神是“宁可我们自己出钱做，也不能让香港人乱来”。资方回应是，“那你们就做吧，我们不投钱了。”

　　双方为此纠缠不清，闹得刊物长时间半死不活，主编与资方周旋得心力交悴，瘦得跟木棍似的，最终告了长期病假。刊物从双周刊变形成月刊，如今干脆停了刊。编辑部只得散了伙，纷纷成了自由媒体人。

　　之后在《21世纪经济报道》待了一段时间，学了些皮毛的财经知识，我终于明白了杂志为什么会猝死：总社拿着它当集团化的筹码，资方拿着它当股市上的噱头，自以为找到了有钱的婆婆，其实不过是个快乐三天的弃婴。

来源:
作者:喻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