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向全省各市、州委和各市、州人民政府及省级有关部门下发了《关于做好四川新华书店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改制和授权经营有关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对全省各市及所属县（市、区）新华书店进行改制，改制工作完成后将全省新华书店的国有资产授权新华书店集团经营。全省新华书店改制的总体实施方案和国有资产的授权经营方案，由四川新华书店集团负责拟订，报上级有关部门审批后组织实施。这标志着筹备半年之久的四川新华书店系统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和改制工作正式启动。

　　据了解，目前四川全省162个市、州、县新华书店均为独立法人。自1979年1月1日以来均为省级预算单位，其资产均属省级国有资产；其财务管理权、业务管理权一直隶属于四川省新华书店及现在的四川新华书店集团公司，干部人事管理以各市、县党委宣传部或新闻出版（文化）局为主。2000年，四川新华书店集团公司成立后，根据省政府有关文件批复，集团公司代行原四川省店对全省新华书店系统的管理职能。

　　2002年10月18日，中共四川省委决定，四川新华书店集团由省委宣传部领导，由省国资办将全省新华书店系统国有资产授权四川新华书店集团公司经营管理，集团公司作为省政府授权投资经营机构对各级新华书店履行出资人职责。

　　2002年12月，四川新华书店集团公司成立了全系统清产核资工作组，按照省国资办批复同意的清产核资方案，借助社会中介机构，对前系统国有资产进行了全面、认真的清查。目前清产核资及核查验收工作已基本完成。而授权经营和改制的各项工作已全面展开。

　　发行集团（新华书店）作为新闻出版业的下游，其集团化进程比报业起始得要晚，但无论在政策上还是在实践中，发行集团的改革都远远地走在了报业集团的前面，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和股份制改造等突破原有体制的改革政策和举措已经十分明朗。对新华书店（发行集团）进行股份制改造，是我国出版物发行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2001年中央17号文和2002年中央16号文对此都有明确的要求。新闻出版总署2002年887号文对股份制改造问题，提出了若干具体意见，并要求第一批进行股份制改造的发行集团，争取两年内完成股份制改造的方案。四川新华书店集团公司的改制和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

　　在改革的力度和进程方面，较早成立的报业集团面对发行集团的“后发优势”只能望洋兴叹。集团化的政策制定者们为这两类集团确立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政策依据就在于这两类集团的不同属性，即事业性集团和企业型集团，更深层的区分在于出版产业链不同环节上意识形态属性的差异。正因为如此，发行集团在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和股份制改造方面才能后来居上。

　　1996年，广州日报的幸福生活

　　广州是个让报业羡慕的福地。这里有全国发行量最大的省级党报《南方日报》与全国发行量最大的市级党报《广州日报》。当全国各地的机关报仍然只能出现在资料室的时候，这两份报纸却在广州的报摊上随处可见。这里的报人确实具备某种先知先觉，而广州宽松的报业环境又为广州报业市场之路提供了一定的客观条件，至少这里诞生了全国首家报业集团。

　　如今的广州报业，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羊城晚报报业集团与南方日报报业集团三方力量被称之为“三足之势”。就实力而言，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当属最强，虽然经历了“黎元江事件”的震荡，但其广告势头依然强劲。观察人士认为，尽管黎早已离开广州日报，但广州日报近年来的经营运作仍然摆脱不了他的影响，在人员配置、运作模式、经营方向等方面，如今还是沿习既有的套路。而广告主的盲目性，将决定广州日报仍将是未来三到五年内的广告大户，年广告收益在14亿元以上。

　　广州日报之所以能有如此实力，得益于1996年抢先一步建立报业集团，在获得外部政策扶持的同时，又提前盘整了内部资源，扩充了实力。当年1月15日，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为中国第一家获准成立的报业集团试点单位。不久后，《广州日报》为了吸引更多读者，大力扩版。下半年开设了“珠江三角洲新闻”每日专刊，并陆续开设每日专版《娱乐新闻》、《珠江》、《连载》、《艺圈广角》、《读书》、《文化》等文艺副刊专版。

　　为了开发双休日市场，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广州日报》每周六出版40版的《广州日报周末版》，周日出版16版的《广州日报星期天》，与国内其他日报相比，在版面容量与编辑质量上都是佼佼者。类似的专刊还有《求职广场》、《都市时尚》、《一周证券》等等，专刊、专版总数在1996年已经达到67个，每日刊载新闻、文章13万字，呈现出海量信息。每个年龄段，每种身份与职业的读者都能从《广州日报》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

　　在主报发展的同时，整个集团也呈现出良性发展趋势。除了原有的《足球》、《交通旅游报》、《广州文摘报》、《现代育儿报》、《老人报》外，又增加了《广州商报》、《广州英文早报》、《新现代画报》、《舞台与银幕》、《岭南少年报》、《商旅导报》、《美食导报》、《南风窗》、《看世界》、《赢周刊》以及大洋网等多家媒体。

　　到1997年底，广州日报的日发行量已比集团成立前增加了30万份。集团年总收入达15亿元，其中广告收入比集团成立前增加了2. 5亿元。集团年总利润、总资产、净资产分别比集团成立前增加74%、180%、140%。集团的总产值位列广州市国有资产十强之一。

　　1995年，新闻出版署选定广州日报作为新闻媒体集团化的试点单位，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新闻出版署在一年之中对10家省报和15家市报做了调查。

　　当时的广州日报负责人在向新闻出版署汇报时称，尽管外部条件恶劣，但广州日报1995年发行量仍比94年同期增长7.2%，达到52.7万份。从95年的收订情况看，单位收订有所减少，个人自费订阅增幅较大，达到固定总订户数的61.4%，零售达到每日18万份以上。“广州日报从1992年开始已经连续四年没有要求市委下发订报通知了。”那位负责人这样表示。

　　当时广州日报三年内连续扩版，95年1月1日扩至二十版，并已经拥有了一支380多名专业投递员、600名零售报贩、60多辆发行专用车和16家连锁店的自办发行队伍。每天通过一个航班，将报纸空运到北京、上海、天津、海口等国内各大城市，并通过第一班直通火车，将报纸直运香港，由香港的发行公司代为在香港及世界各地发行。特别是建立连锁店，这个网络将来大家都可以利用。自办发行就是市场经济，打破垄断，搞竞争求效率，实行资源的最优配置。

　　那位负责人认为，广州日报面临着广阔的市场，应该抓住机遇，建立多元化的报业托拉斯。建设现代化报业集团，在经营策略上，要实现从有什么抓什么到根据报纸产业特点扬长避短上项目的转变。当时仅《广州日报》的广告收入就已超过3亿元大关，体育部兼办《足球》、交通旅游部兼办《交通旅游报》、退居二线的老编辑主办《广州文摘报》、《现代育儿报》、《老人报》。这种扬长避短、因势利导的经营路子，现在被实践证明是稳妥的，有效的。

　　这次汇报后不久，一份由新闻出版署拟定的《关于进行报业集团试点的请示》提交到中宣部，表示为了实现新闻出版工作向优质高效转型的战略目标，“兼并那些或重复、或质量低、或经营差的报纸”，要适时组建报业集团。在这份请示中，附有广州日报建立报业集团的报告。

　　请示中同时提及“谨慎试点，逐步试点，逐步推广”，“不宜一下子铺得太开”。组建报业集团应具备五个方面的基本条件：有影响的传媒实力；较雄厚的经济实力；较充足的人才实力；较过硬的技术实力；较畅通的发行实力。广州日报当时的情况正好符合新闻出版署“先在少量省以下党委机关报试点较为合适”的改革方略，成功则有带动作用，不成功也不会有太大的负面效应。

　　1994年，为了让2018种报纸学会向市场要钱

　　其实创建报业集团的想法，可以追溯到新闻出版署（1994）356号文件《关于书报刊音像出版单位成立集团问题的通知》，此后6月份在浙江召开过一次会议，但这次会议的出席单位是当时国内10家较有影响力的省级以上报纸，分别为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浙江日报、四川日报、解放日报、南方日报、北京日报、湖北日报、辽宁日报、新华日报，而广州日报并不在邀请之内。一些知晓会议内容的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广州日报在新闻出版署会后的慎重行事中捡了一个大便宜，也毫不犹豫地抓住了这次机遇。

　　356号文件和浙江会议在如今报业集团花开遍地的情况下，早已被人们淡忘，然而，对历史的追忆和梳理，可能对现实富有教益，至少我们从中得知，新闻出版署在9年前就确定了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宗旨以及9年后仍未变形的报业集团的内部架构雏形。

　　当时在确定报业集团运营中应注意的问题时，一些要求时至今日仍具政策意义。如“坚持以党委机关报为龙头”、“不组织跨省、区集团”、“不组织股份制报业机构”、“不吸收与报纸无关的商业、企业参加”、“对试点报社可给予兼并其他报纸杂志或出版社的优先权，但要避免强迫命令”。

　　新闻出版署培养报业集团形成强势报业巨头的作法可谓用心良苦。

　　1994年是中国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冲突矛盾最激烈的一年。用时任新闻出版署副署长梁衡的话说，“全国2018种报纸，不从市场出发，不在竞争中生存、发展、壮大，而是只要办报就向政府要钱，向部门要钱，却不懂得向市场要”、“报纸越办越多，只生不死”。

　　“当时办报纸有国家拨款，这份钱不拿白不拿，拿了也白拿。一些人甚至说好报纸政府生政府养，坏报纸政府生市场养。”这是一位从《人民日报》退休的老报人对当年报业的评价。在这种政策下，中国报业增长太快、总量过多、结构失衡、资源浪费。自办发行刚起步，不走邮发走市场的报人被污辱性地称为“报贩子”，整个报刊市场缺少活力，“散”和“滥”成为宏观管理中最突出的问题。组建报业集团，由产业自身去控制、去优化、去治理，似乎已成为最佳选择。

　　反观当时国外的报业发展，美国、日本已经提出走“综合性信息产业”道路，实行以报刊经营为主体，兼营出版、信息数据服务及其他文化事业，甚至涉足不动产、旅游、保险、体育俱乐部等其他行业。当时的美国，从世纪初的8个报业集团变成1978年的167个，再经过兼并变成1993年的143个，垄断日报1212家，所出报纸占全美报纸的74%，发行量占82%。最大的甘尼特报业集团拥有报纸92种，还有电台、出版公司等。最小的纽约时报集团在美国也拥有26种报纸，还有杂志。

　　难怪中国报业协会发行工作委员会主任李忠评价中国的报业 “至少落后国外五十年。”

　　值得一提的是，在1994年，已经有官员看到搞“对外开放”不会只限于个别地区、个别行业，总有一天会对整个文化产业产生影响。因此，集团化之路在当时的国情下，还兼有了“保家卫国”的责任。

　　遍观1994年的中国经济，最重要的两项改革是旅游管理体制改革和电信打破垄断两件大事。前者通过3月的《国家旅游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要求旅游行业按照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的原则，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旅游行业管理体制。

　　而电信行业在1994年的突破可谓意义深远，至少这个行业目前而言是许多行业学习的榜样。当年中国联通公司成立，邮电部独家垄断国内电信市场的局面开始改变。双垄断寡头的竞争使基本电信服务市场效率得到改进。在联通公司进入的移动通信市场，邮电部门大幅降低了入网费和资费。虽然联通公司的资产只有中国电信的1／260，真正有效竞争还未形成，但是它为后来的信产部诞生以及“电信5+1格局”的确立提供了思路。

　　这一年诞生了中国两个目前看来最为活跃的产业。相对而言，报业的改革显然不算大张旗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道理在这里是行不通的。毕竟报纸具备其他产品难以比拟的意识形态属性，社会效益恒大于经济效益。9年前，当中国报业背负着历史包袱、地域包袱、行业包袱踏上改革之路的时候，理应赢得我们对“先驱者”的敬意。